权力作为政治学、管理学与社会学中的核心术语是建构一切人类秩序的基础，正如罗素所指出，“权力作为社会科学的概念，就如同能量之为物理学的基本概念一样”(伯恩斯，2006：2)。权力是影响人类组织行为的一种关键因素，同时也是现代主义哲学及相关学科建构的基础性概念，后现代主义者解构现代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对其权力基础进行批判和重建。对于这种学术旨趣，后现代主义的领军人物米歇尔·福柯最为彻底。福柯等人以考古和解剖的方法对权力的来源及其运行机理进行深入分析，挖掘和提炼了现代性权力的压迫性、统治性特征，进而针对这种以强制性控制为中心的宏观权力，福柯等人发展出一种具有生物学特征的微观权力，开启了权力研究与观察的一种独特视角并揭示了权力在组织的政治生活与管理活动中可能具有的积极解放功能。

一般认为，管理是一种以自己意愿去规范别人行为或利用他人达成自己目标的强制性活动，管理似乎与“强迫”、“被动”、“约束”、“控制”等词汇之间有某种天然的联系。克洛克等考察了管理与奴隶制之间的内在关联，指出管理作为一种职业是奴隶制兴起的直接结果，奴隶被认为是一件要去操纵的东西、一件要去使用的工具、一头要被束缚的牛和一位要被惩罚的孩子。这种态度或观念虽然有所收敛，但依然还存在于现代许多组织之中，目前的管理系统仍旧被视为强迫性工作与局部奴役的场所(Cloke & Goldsmith,2002:46)。管理产生之初与奴隶制之间的这种关系是管理至今具有诸多负面形象的历史根源，那么管理在现代社会依然同强迫、奴役相关联的逻辑基础又是什么呢？管理作为影响他人行为的一种活动必然要通过某种媒介来实现，这种媒介便是权力。克罗齐耶指出，权力在现代社会往往被视为一种禁忌，在世人看来，权力禁忌等同于暧昧可疑的交易，权力关系浸润着漫无止境的盘剥(Crozier,1973:37)。很明显，管理的负面形象源于权力禁忌，而权力被视为禁忌则源于人们将现代性权力的运用等同于“权力的滥用”。那么，权力作为一种支配他人行为的中性力量为何易于被滥用而成为一种禁忌呢？对此，需要考察现代性权力的基本模式及其运行机理。

在福柯看来，现代权力具有两种基本模式，分别是马克思的经济学模式(economic model)和韦伯的法权模式(juridical model)。前者认为权力是生产关系的反映，是维护阶级统治的工具，其根本目的是为统治集团的经济利益服务；后者将权力视为某种可以通过契约占有和转让的商品，在合理性与合法性的规制之下，通过天赋人权契约可以产生国家权力的代理和使用，通过维护效率、秩序的契约可以产生官僚制组织的权力。福柯进而认为这两者都没有说明权力的真正本质，都属于“权力理论中的经济主义”(福柯，1997：223)，即无论哪种模式，都最终将权力归结到经济，其本质是权力的经济还原论。这种权力模式中的经济本质在布劳那里被更精准地称为不公平的交换关系。布劳认为，当某人为得到实现目标所必须的服务而越来越多地开始依赖他者时，不平等交换就会发生，如果他缺乏资源来报答别人的服务而又不愿意放弃这种服务并且无法从其它关系中获得类似服务时，他的唯一选择就是屈从于别人的意愿，从而以接受别人的控制的方式来报答别人提供的服务，同样，取得这种控制权则是提供他特需服务之人的动机之一。正是在这种不对称因素的交换过程中产生了权力关系(Blau,1964:124)。在福柯与布劳的分析中，现代权力的两种模式都可以归结为由工具理性塑造的“技术-经济范式”(technico-ecnomic paradigm)，这种权力范式在社会科学研究中长期居于统治地位，成为现代主义者理解权力现象的一种根深蒂固的学术传统。

“技术-经济范式”的权力模式从根本上是一种基于工具理性观的制度设计，它在社会运作机制中的主导地位经由近代以来的理性化运动而确定。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所塑造的理性精神率先成为一种激烈的政治诉求并率先改造了欧洲的政治制度。人们依照自身的理性而非中世纪的神性来重建政治生活，欧美各国先后通过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革命使政教分离、天赋人权、法制观念、契约精神、三权分立等启蒙理性设想的现代政治文明成为国家制度的核心部分。政治生活的理性化为经济生活的理性化提供制度支撑和体制保证，资产阶级政权的确立和巩固为经济领域中的工业化运动铺平了道路。18世纪中期，工业革命从英格兰中部兴起并迅速向欧美大陆蔓延。从历史的经验来看，理性化权力运作的逻辑从思想领域，经由政治领域逐步向经济生活推衍，最终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1776年，处于工业化高潮中的英国出版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国富论》)，这是当时经济生活理性化的标志性理论成果，并且为其后工业革命的进展与深化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国富论》提出了理性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假设，并依据无数个体利益活动的最大化自动导致社会利益实现的“个体利益-社会利益”法则，确立劳动分工、经济自由、有限政府等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诸多基本原则。工业化运动的蓬勃开展、“经济人”假设的理论升华以及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的理性化，同时为“技术-经济范式”权力的发展及其向各个社会领域的渗透，以及最终取得权力分析与运作的主导地位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条件与逻辑基础。

文章来源：《中国病原生物学杂志》 网址: http://www.zgbyswxzz.cn/qikandaodu/2021/0401/536.html